文明发展论的唯物史观意蕴
张波;吕承铭;文明发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实践为根基，是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重要内容，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意蕴。它坚持与深化了唯物史观的文明本质论，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文明生成的本源根基，指出革故鼎新是文明演进的内在动能，独立自主是文明存续的核心要义；继承与拓展了唯物史观的文明存在论，揭示了文明系统集成、形态多样的特质，将世界历史视作文明交往的现实场域；彰显与升华了唯物史观的文明价值论，遵循文明平等与相契的价值准则，锚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为唯物史观文明发展方法论注入中国特质与时代内涵，凝练出以人为本、守正创新、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发展遵循，为摆脱文明冲突困境、引领人类文明多元共生提供了中国智慧。
数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叙事体系建构的新向度
陈加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始终与洞察社会实际的动态变化及时代发展保持高度契合。数字文明引发的实践场景与发展命题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运行机理出发，构建涵盖叙事前提、目标、主体和路径的数字化叙事范式。具体而言，叙事前提应立足世界数字变革的时代场域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与全球化趋势，阐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方法论品格，把握中国数字实践中生产力跃迁、生产关系变革与理论创新的时代脉搏。叙事目标应聚焦制度价值的数字在场、制度优势的数字体验和制度自信的数字生成，突破数字异化局限以塑造人的主体性，在数字空间中发挥党的文化领导权，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数字叙事。叙事主体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多元主体的统筹协调以及理论创新向叙事资源的转化，又要充分界定和发挥人民作为数字化叙事内容来源、建构参与者、成效评判者和传播推动者的身份与角色。叙事路径不仅需促进数字技术赋能数字化叙事的形态创新，更需以“两个结合”为思路原则赋能数字化叙事的内容创新。
数字之眼：屏幕观看的数字转向及其视觉伦理
吴红涛;不同于传统大屏幕内构的远屏观看，以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数字小屏幕，强调触手可及、贴近面部和持续交互的近屏观看。这种近屏观看由于距离之近，促成了人屏关系的亲密化，屏幕由此完成了从“近眼”到“近身”的重要转向。数字时代的屏幕近身，喻示着读屏成为深度嵌入人之身体的视觉认知，深刻重塑了屏幕观看的视觉伦理。近身而在的数字屏幕，经由算法实现了对人之目光的自动攫取，其不仅能无限供给人眼想要的读屏内容，还可为人眼培育和塑造新的观看对象，继而使屏幕成为人眼的常驻之物，热衷注视数字屏幕的人眼自此化身为“数字之眼”。数字之眼的过度演绎，可能招致人眼本真性的异化、感官均衡性的破坏和观看非物性的膨胀等伦理困境。
数字技术赋能人民城市建设：机遇、挑战与优化路径
吴光芸;袁文婷;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使命，与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的现实进程形成深刻交汇。以人民城市理念为价值锚点，提炼出主体性、普惠性、发展性、规范性四个评判维度，审视数字技术赋能人民城市建设的实践可以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呈现鲜明的辩证特征：一方面，数字技术在激活人民共建主体地位、夯实人民共享公平底色、守护人民宜居福祉本源、筑牢人民监督正义底线等方面展现出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技术异化侵蚀主体地位、数据垄断破坏共享价值、技术理性消解人文关怀、权力扩张引发规制矛盾等挑战。对此，需要从构筑共建格局、明晰数据权属、校准价值导向、健全制度规制四个方面构建优化路径，引导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城市建设目标。
以需促效：数字治理有效运行的“技术需求激活”路径研究
吕越颖;郭鑫;“技术需求激活”是推动数字治理平台有效运行的重要路径，这一视角植根于需求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在数字平台的“建设-运行-升级”环节当中，“技术需求激活”既能引导治理主体基于现实之需采用数字技术，使治理平台具备应用潜能，又能持续引导基层干部及民众主动利用数字治理平台实现利益诉求，还能通过激发治理主体的数字需求，推动平台迭代更新。未来应在数字平台应用过程中实现“自上而下”权威性规划与“自下而上”自主性探索的有机结合，不断推进数字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新闻公告
网站访问量
今日访问量: 1,095
友情链接
